清末民国时期汉字简化的发展:摸索与开拓
2020-04-15 08:42:10   作者:孙建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评论: 0

  清末民国时期是有意识且较系统地进行汉字简化的起始阶段,尽管该时段的汉字简化工作进行得还不全面、不深入、不彻底,但它却是自唐宋以来社会生活中不时出现减省形体、俗写形体,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进行系统简化工作的中间阶段。不过,其时学者并非一开始便将目光聚焦到汉字中已有的减省形体上,并非天然地有成系统的简化方案和推行办法供他们采纳。综合来看,该时期汉字简化的发展以不断摸索与开拓为主基调,并表现出如下特征。

 

清末民国时期汉字简化的发展:摸索与开拓

 

  推进模式具有辩证性

  我们可将该时段汉字简化的推进过程描述为“螺旋式上升”,即其时学者以“辩证”的思维,在不断“尝试—否定—再尝试”的模式下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逐步确立了“推行简体字,辅之以拼音”的汉字整理理念。

  这个推进模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其一,沿用汉字与改用拼音文字之争。为解决字形繁难的问题,1892年由国人创制的第一个字母式拼音方案《一目了然初阶》发布,至1910年,全国各地提出的拼音方案有28种之多。1908年,《行用简字平议》开始了对“简字”之路的反思,认为社会通行的汉字一年半时间即可学完,且有自晋唐以来的行草字。此外,1909年陆费逵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中指出,汉字形体繁难、不易推行,并认为近人创制的“简字”与旧有文字差异过大,由此他主张推行俗体字。至1918年,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明确反对推行拼音“简字”,主张废除汉字,代之以Esperanto(世界语)。不过,彻底废弃汉字绝非易事。故而钱玄同又在《减省汉字笔画底提议》《汉字革命》等文章中指出,在改汉字为字母拼音的“筹备”期内,可通过写“破体字”对其进行补救,并提倡搜录固有的减省形体。1928年,陈登皞在《中国文字改革的具体方针》中否定了将汉字根本废除、改用罗马拼音的做法,主张先简化社会上最常用的一些汉字。

  其二,对字形简化成果的整理。在保留汉字的思路下,学者们多方搜集固有的减省形体。1930年,李从之在《简字的研究和推行方法的拟议》中辑录了87组繁简对应字例,这是真正意义上以“字表”模式展示简体字的开始。由此来看,汉字简化的工作从偏重理论推进到了侧重实践。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935年《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发布,人们整理出的各类简体字表有12种之多。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就整理的思路、原则、方法、步骤,整理成果的展示模式、形体选录的学理依据等,展开了更为广泛的探究。

  其三,对推行简体字与走拼音化道路的综合反思。1936年1月,民国政府叫停推行简体字之后,学者们又重点围绕简体字是否是汉字改革的未来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人认为应该彻底走拼音化道路,也有人认为简体字之路也行得通。继而又有学者提出了“多路融合”的主张:推行简体字,辅之以拼音。

  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

  该时期学者在探究汉字的简化问题时,创造性地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其中,有几种方法的影响比较深远。

  其一,“字形表”展示法。学者们在处理形体简化的实践成果时,往往以“字形表”的模式进行展示,典型代表为《第一批简体字表》。事实上,民国学者整理出的汉字简化“字形表”多达20余种。

  其二,“月谱”“年谱”展示法。以杜子劲为代表的学者,对1926—1933年间的汉字简化工作及简化成果以“月谱”的形式进行了总结。此外,他还整理出了1909—1935年间的简体字“年谱”。

  其三,实验分析与数理测算法。比如在“字形简化成果的整理阶段”,以艾险舟、傅葆琛、徐则敏、李从之等为代表的学者,充分利用实验统计、数理测算、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学生识字教育、民众识字教育中该教授哪些汉字、教授多少汉字、如何教授等问题,进行了更为科学的测算和分析。

  其四,字频统计与分级归类法。主要指依据字频对字符进行分级。比如徐则敏在《汉字难易分析的研究》中,根据使用频次,将他提取出的2400个常用字进一步分为最常用、次常用、常用三级,每类各计800字。

  其五,心理认知研究法。比如艾伟在《从汉字心理研究上讨论简体字》等论著中,将汉字难易度的研究从实验分析进一步深入到心理认知的层面。

  其六,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其时学者一方面考察了汉字发展简易化的总趋势,另一方面又考察了世界文字趋简的总规律。比如艾险舟在《识字教学之研究》中主张用简体字进行教学,其理由之一是英国文字也经历了由繁到简的变化。再比如黎正甫在《简体字之推行与阻力》中指出,世界各国的文字基本都是“由繁而简”变化的,足见简体字既适合普通民众的需求,也顺应文字发展演变的自然趋势。

  讨论方式具有连续性

  这里所谓的“连续性”,主要指某学者提出一些观点、方法或整理出一些简化成果后,其他学者往往会就该主题或成果继续进行研究。

  1909年1月,陆费逵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中提倡使用俗体字;同年2月,沈友卿在《论采用俗体字》中对陆费逵的主张提出了异议;同年3月,陆费逵又在《答沈君友卿论采用俗字》里对沈友卿进行了回应。再比如1933年11月,林语堂在《提倡俗字》中对“别字”与“俗字”进行了区分,并明确反对“别字”,提倡“俗字”。其后,钱克顺在《读了廿九期“提倡俗字”后的一封信》中,对林语堂《提倡俗字》里的观点进行了辩驳。还比如1935年3月,《推行手头字缘起》收录了“手头字推行会”搜集的300个“手头字”;同年5月,胡行之在《关于手头字》中新搜集了80个“手头字”,对“手头字推行会”的成果做了补充。

  所持理念具有前瞻性

  即便从今日之学术视野审视,其时学者提出的一些主张或见解仍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和学术价值。这些研究理念中,尤其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挖掘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对改简汉字的认识。有人以汉字是“象形文字”“衍形文字”的理由反对减省汉字的笔画,对此,钱玄同在《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中指出:“应该谋现在的适用不适用,不必管古人的精意不精意。”另外,刘公穆在《从工作效率观点提倡简字》中认为,文字变迁依据“自然进化”的规律运行,但有时又要借助“人工”,不过“人工”只能在“自然”的基础上进行。

  其二,对简体字价值的认知。黎锦熙在《文化与教育》中认为,简体字之所以也有价值,是因为它顺着汉字自然的趋势发展,从古代便如此。而刘公穆在《从工作效率观点提倡简字》中也指出,在将来的社会上,简体字一定会推行;并认为中国的文字不能毁灭,简体字的应用只需要等待时间。另外,艾伟在《从汉字心理研究上讨论简体字》中指出,如果所选的简体字合乎科学原理,即使部令不正式颁行,它也会行用。

  其三,对汉字简化思路的创新。沈有乾的《汉字的将来》在分析汉字音无专形、字形复杂、字数繁多等特点的基础上,主张“三路会师”,即将标音符号运动、简体字运动、基本字运动三种方法的好处糅合起来,从而创出“第四种”方法。

  其四,对其时汉字简化工作不足的揭示。张公辉在《国字整理发扬的途径》中剖析了民国时期汉字简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没有完整而切实可行的计划,整理过程漫长,方法散乱,缺乏有效标准,忽视了文字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有求稳定的需要。其次,简体字只是减少了笔画,没有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标音体系;如果不能取代繁体字的地位,那么一字繁、简二体并行,反而增加了汉字的繁难度。

  综上,清末民国时期汉字简化的种种成果,都是其时学者经过不断探索、争辩、反思、创新才获得的。总结该时段的相关经验、方法及种种失误,对当今和未来的汉字整理及规范工作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系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2015年度重点项目“清末民国汉字简化研究信息库建设及相关研究”(ZDI125-5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汉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建伟

责任编辑:一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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