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间文字嬗迭初探
2016-10-31 20:53:57   作者:尹献社   来源:华艺网   评论: 0

  秦至两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汉字由实用到艺术的重要转型期。四百年间,由秦并六国为发端,汉字的大融合、大发展、大繁荣拉开了序幕,小篆、分书、真书、草书等先后登场,龙象成群,云蒸霞蔚。目光久久留驻这段书史,对先辈们惊人的创造力表示深深敬畏之余,亦平添狐疑与不安:由于年代久远,材料缺失,更由于前人论书,或囿于一孔之间,或出于一己之私,妄动笔墨,致使错谬随见,抵牾横生。而后人不审,递相祖述,遂成盖棺。故荆公读史,有“当时黯淡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之感喟;赵翼论诗,发“矮子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之太息也。

  所谓云疑雾迷,自有真相;寻微探幽,宁无知人?本文拟从书体嬗变之作者、年代、称谓及相互关联诸方面条分缕析,释疑解难,非有力排众议,哗众取宠之意;实  存就教方家,引玉抛砖之心。

  一 错戴的桂冠——创制小篆非李斯

  论述此问题的前提,是要确定两件事体:其一,创制小篆是一庞大的系统工程,非有专门人才不可。虽小篆是对秦大篆的改进,似有章可循,但二者仍有很大差别:大篆叠床架屋,小篆删繁就简;大篆粗疏随性,小篆秀美匀称;大篆旁逸斜出,小篆规整颀长。更重要的是:要保证整个文字符号的和谐一致,其难度及专业性可想而知。其二,作者须有充足的时间与精力,不然,冗务缠身,百事劳形,纵仓颉重生,亦不可为也。基于此,讨论李斯不可能是小篆作者的诸多原因。

  1 .李斯不治书学

  李斯,公元前284——208,河南上蔡(时属楚)人,年轻时为楚国小吏。许是为方便人物性格刻画,也许是出于对李斯为人之不屑,太史公为其安排了“仓鼠之叹”的精彩亮相:李斯看到厕所里的老鼠,处污秽之所,食肮脏之物,见人辄避;而仓廪之鼠,吃米粟,居大厦,不惧人犬。李斯浩叹:人的高低贵贱,就如这老鼠,是由所处位置决定的!于是,东去稷下,拜荀况为师,专攻帝王之术。荀子是战国末年最后一位大儒,而李斯与同门师兄韩非却对老师的学说进行取舍扬弃,不约而同,修炼成了法家代表。追随荀子十余年,李斯自感学业大成,告别老师,申述去因:秦王欲并天下,这真是下层之人建功立业的好时机!我听说最被人看不起的是出身贫贱,最令人悲伤的是穷困潦倒,固守清贫,不是我本愿,我将学习张仪的榜样,游说秦王。于是,掉头而西。时前247年,李斯37岁。

  也是这一年,庄襄王去世。李 斯初投吕不韦,为舍人,受其赏识,擢升郎官,有机会接近秦王嬴政,陈述其统一六国的构想。主要是两点:用重金贿赂六国当权者,使其听命于秦;倘若不从,则派武林高手解决,制造混乱,大军跟进,伺机发难。秦王喜,初拜其为长史,再拜为客卿。随后几十年,李斯追随嬴政,在秦统一六国中立下汗马功劳,官职一路攀升,直至左丞相。为官之路,畅通无阻。

  而为学之道,则瑰丽多姿:拜儒家之师,成法家之术,挟纵横家之风,行政治家之实。几次华丽的转身,终达多年夙愿。遗憾的是,从这脉络还算清晰的史料中,看不出他对文字有特别的钻研与心得,实际也不可能——此种“雕虫小技”与其崇尚的帝王之术不啻云泥之别。

  2 .廷尉哪得功夫
  首先要确定秦国统一文字的大体时间。

  关于此问题,《史记》有两则记述,一则在《秦始皇本纪》中:“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一则见《李斯列传》:“始皇三十四年……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同文书……。”(均未明确提出小篆为李斯所创)二者所记时差多达八年。综合多方史料,前一种说法较为可信,即始皇帝二十六年(统一天下第一年)或稍迟。

  二十六年,天下初定,廷尉李斯与丞相王绾就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这一大政方针展开了激烈争论,结果李斯胜出。而随着全国分置三十六郡,黔首时有交际融合,文化自然矛盾碰撞,加之六国遗民皆有怀旧情结,要保证上情下达,政令畅通,统一文字的紧迫性凸显,由朝廷牵头的“造字工程”开启。但,这个时期,恰是李斯的“忙碌季”:作为全国最高司法长官,他要审理各类大案要案;而作为嬴政的首席顾问,要须臾不离左右。当此之时,舍大而就小,由股肱之臣而为文字之匠,即非李斯之所愿,更难获嬴政之首肯,除非两人脑袋都出了问题。

  3.实物透露信息
  首先要提到《秦诏版》

  《秦诏版》为秦一统天下当年所制,共四十字,是面向全国的诏令,内容是统一法度量则。内中书体仍有石刻之祖《石鼓文》遗风,凝重、浑厚,线条饱满,气势迫人。体势宽方为主,章法则并不严谨,显得散漫随性。这种字风是与秦人“奋斗史”相吻合的。



(图《秦诏版》)
 
  秦人本华夏西迁的一支,赢姓赵氏。武王伐纣后,因秦与商纣关系密切,备受打压,被灭祀去姓,沦为奴隶。后因族人非子善养骏马,每奉周室,孝王欢心,始获封地,恢复祭祀与姓氏。秦人长期生活在陕甘交界处,地域偏远逼仄,环境十分恶劣,为求生存,经年与戎狄部落殊死拼杀,马上生涯造就了其勇猛剽悍的特质。反映在文字上,威猛之气,一览无余,时见天马行空之字法。
 
  然,始皇帝二十八年巡游邹峄山,刻石颂德,其书体一变规整流美的小篆,或曰秦篆,与两年前的《秦诏版》比对,分明是两种文字系统。这一方面反证,小篆出现确在二十六至二十八年间;另一方面,又给后人留下巨大问号:时间如此之短,变化如此之大,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峄山刻石
 
(图《峄山刻石》)
  其次要说下许慎。
 
  东汉著名学者、文字大家许慎尝撰写《说文解字》,这是我国最早、影响最大的字典,在序言中曾论述秦篆之事,很有玄机,兹抄录如下:“秦始皇初兼并天下,丞相李斯(实际李斯此时为廷尉)乃损益之,奏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此段论述透露的信息起码有三,一是小篆由大篆而来,二是李斯参与了文字改革,三是李斯诸人不可能是小篆始作俑者——三个大臣把自己反锁在书斋中,面壁苦构,非只情理不合,更兼逻辑不通:若按照各自书写习惯、审美标准各行其是,任意挥洒,这到底是规范汉字还是践踏汉字?从文俊先生对此断言:三人同写说明应有一“范本”在(《中国书法史》秦代部分),他们不过是“依样画葫芦”,起示范带头作用,此说近是。

 
  4.丞相最后陈述

  秦二世二年七月,拜赵高所赐,丞相李斯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牢狱之中的他,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上书秦二世,历数入秦后所作所为,以述罪之名,行表功之实,这便是著名的“七宗罪”。与文字略有搭界的是第五宗:“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于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

  所谓‘文章’者,可有二解,一是将其作为联合词组考察,文与章义各有属。‘文’自然是文词歌赋总成,亦可包含文字;‘章’则是章表公文一类。曹丕《与吴质书》云:孔璋章表殊健,元瑜书记翩翩,即其本义。另一类解读则是当作一独立词语,专指各类文体。这里似应作后一种解读,即华丽的文章连同庄严的诏令发布、遍布于天下,断难解读出内含“文字”之义。李斯的文采,《谏逐客书》中可见一斑,辞藻华美,结构谨严,逻辑无敌,雄辩滔滔,得鲁迅先生高度评价,今人游国恩先生更言:若秦国有半个文学家的话,非李斯莫属(《中国文学史》)。至于法令律条之类,其为相十余载,制定颁发当不在少。

  令人费解处在于,当时李斯被赵高罗织罪名,屈打成招,上二世书已是他挣脱牢狱之灾的最后一根稻草,只有把功劳说足说透,才能把这稻草做大做强,籍此攀缘而出。而创制小篆虽不比凌霸诸侯、开疆裂土之丰功,亦不失为发号施令、统御黔首之利器,宜大书特书方合常理。更何况,秦国有“弃礼仪而上首功”、为博名利不择手段之传统:商鞅居魏多年,事秦后不念魏王不杀之恩,秦魏交兵,用“置酒叙旧”之诡计,赚取魏主帅公子昂。李斯于此道亦不遑多让:因忌惮韩非才学太盛,能力过强,会妨碍自己在秦国的发展,竟不顾同门之谊,瞒天过海,将其毒杀。“千古艰难唯一死”,生死攸关之际,最见人性。倘若小篆真为李斯所为,依其品行,绝不会避而不谈的。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李斯不敢贪天之功。

  看来,创制小篆这顶桂冠本不属于李斯,却错戴两千余年。他只是小篆的“搬运工”, “文字改革小组”名誉组长而已,创制小篆另有其人。

  二 不符的名实——史上何曾有“隶书”

  说到程邈,无论书史抑或书人,都会这样作答:创制隶书的人。诚然,程邈创制了新书体,而这却非“隶书”,而是货真价实的小篆——他才是小篆的终极推手!

  1 苦难与光荣——牢狱十年磨一篆

又是一个坐牢的人,你得真心佩服秦朝的治国术。

  程邈入云阳监狱应在始皇帝十八年左右,此前的他,从土著居民渐次生长为负责文字工作的小公务员,却因事获罪,锒铛入狱。起因如何已不可考证,总之那是个动辄得咎的年代与国度。

  此时的秦国,一个雄心勃勃的新兴贵族,正率领一帮舍生忘死的虎狼之士杀伐征战,团队口号是横扫六合,个人目标是建功立业。时代气息,无处不在,在那个阴冷的冬天,顺着狭窄的墙缝,透进云阳监狱的高墙。

  程邈也想立功赎罪,所恨室徒四壁,身无长物。然,所谓天无绝人之路,皇帝关闭了他进出的门,上帝却给他打开了思维的窗:仰仗多年积累的文字功夫,更得力于职业敏感,他以墙壁为竹帛,以手指柴棒为毛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秦大篆损益改造,规整统一,开始了创制小篆的浩大工程,十年时间,成三千余字。二十七年,始皇帝欲统一文字,李斯诸人虽位高权重,奈学非此术,天不假时,力有不逮。而饱受十年牢狱之苦的程邈小篆“范本”初成,经狱官层层奏报,终能和盘托出,呈现在始皇帝面前,嬴政喜不自胜,不但将程邈大赦出狱,更破格提拔为御史。

  2 误读与漠视——谁为《说文》作郑笺

  许慎的《说文解字》在文字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后世书人中有很强的权威性,《说文》部分往往被作为引证考据的经典。但由于时代局限性、材料稀缺性诸原因,作者立论,时见繁简失当之处,偶有语焉不详之笔。后学之人,断章取义者有之,各取所需者有之,妄加猜度者有之,直接无视者亦有之,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也就在所难免。重回小篆作者认定问题。许慎言说李斯等人用小篆笔法书写文章,但对小篆作者并无明确的指向性;而同一篇《说文解字。序》中,作者续写道“……三曰篆书,即秦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言之凿凿,毋庸置疑,似成定论。孰料六百年后,大唐张怀瓘望风怀想,大胆取舍用藏,在其《书断》中写出如下文字:“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他是否还有更充分的依据?还是感觉高贵文字一定要配有有高贵的身份?不得而知。“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程邈如泉下有知,定当如此吟唱。

  3 动机与能力——“隶书”与卿本无干

  先说动机。传说中的仓颉之所以造字,目的是免除结绳记事之苦累。此后国家出现,祭祀与战争成为重中之重,文字以记录此等事体及与之相关的盟誓、占卜等为主。进入封建社会,帝王权利无限放大,所治臣民日益增多,朝廷须出台大政方针,发布各种律令,文字当仁不让,承担起书史记事、发号施令、载道化民的使命。这种实用为主的传统一以贯之,直到东汉末年方有所改变。具体到程邈,他创制文字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经世致用,而小篆正好满足这个需要。与此相反,“隶书”(因名实不副,故加引号,下文专述)直到东汉中期尚未正式进入朝堂,若程邈所奉献的是不着四六、不能用于朝堂的“隶书”,嬴政岂能对其破格提拔?他在云阳监狱继续呆下去也未可知。

  再说能力。尽管“隶书”的源头是大篆的草写,但若将其改造为自成体系的另一种新书,其难度更甚于创制小篆:它要对大篆进行彻底的解构、扬弃、重组,简言之,是一场“文字大革命”,工程之巨,可想而知,程邈绝无双管齐下之可能,除非他是神仙。而据已故洪丕谟先生推断,他不是神仙,而是“神经”(《书法简史》),是个神经质的低级小吏、年轻囚犯。

  此外,从汉碑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看,“隶书”的取材似更加宽泛,非只限于秦大篆,还兼有六国书风。而程邈的身份不可能有太多游历,公费旅行更是痴人说梦,视野狭窄直接影响其想象力、创造力的生发,成为其创制“隶书”难以逾越的障碍。大概正是以上种种,从文俊先生推断:“隶书”或许本不产生于秦朝,而是在西汉的某个关节点上(《中国书法史》秦代部分)。此推断未必是正确的,而推断的前提却准确无误——“隶书”与程邈没啥关系。

  4 交叉与混乱——只缘“隶书”难正名

  《说文解字。序》谈到秦国八种书体时,提到“隶书”,仅此一名,无更多解释。

  这是一个十分‘奇葩’的称谓。大凡书体之名,各有来自:或因其载体,甲骨、金文是也;或状其形貌,鸟篆、虫书是也;或表其行笔姿态,大草狂草是也;或兼顾书体大小,小楷、中楷是也。“隶书”则不然,现对其通行的解释是:胥隶之书。胥隶者,下层小官吏也。《礼仪。即夕》曰:“隶人涅厕。”东汉郑玄注:隶人,罪人也。这与程邈身份相当吻合。对此,张怀瓘应是洞若观火,故大笔一挥,把“隶书”创制之功归在程邈名下:“按隶书者,秦下邽(许慎言下杜,皆不可考)人程邈所作也。”而当我们证明李斯未作小篆,程邈未创“隶书”时,突然发现,张怀瓘老先生是移花接木,用一个谎言掩盖另一个谎言,一种谬误推导出另一种谬误。

  纠结远未结束,更多的称谓加入了“隶书”的名分之争:史书、佐书、楷书都欲分一杯羹。而随着“八分书”的到来,这部狗血剧达到高潮:有言分隶各属者,有言二者合一者,有言前分后隶者,有言前隶后分者,有言古隶今隶者,更有言东汉中叶曾发生“隶变”者,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谁也不能说服谁,谁也不肯被说服,一地鸡毛,迄于今日。

  详审乱象之源,皆因所谓“隶书”者,来路不清,名实不副,名分不正。既然“隶书”是因人获名,而当秦国的‘胥隶’被证明并非其作者时,此称谓已是空所依傍,给后人留出太多猜想空间和造假可能。设若能明确作者与年代,冠以恰切的称谓,则山重水复瞬间柳暗花明,这,需要拂去历史的灰尘,仔细辨析。

  三 尘封的历史——分书之祖王次仲

  又要引入一个概念:“八分书”,以下简称分书。这是一个与“隶书”长期纠缠不清的书体称谓。

  对分书的解释,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罗列了不下十种:蔡文姬、张怀瓘、王应麟、洪迈、包慎伯、吾丘衍等等,皆不尽相同。综合其说,蔡文姬“取篆书八分”而得名的说法大体不错,不过,这里“取篆书八分”之‘篆’为大篆,而非蔡氏所说小篆。分书实际就是秦统一前大篆的简省快速的写法,主要流传在民间及一些非正规场合,这从战国时期秦《青川木牍》等墨迹上很容易看出端倪。行文至此,一个奇异的现象发生了,“隶书”与分书的运行轨迹开始重合:来源一致,体貌相同,出现时间不约而同都指向秦朝。同样的特质说明着同一种书体,同一种书体理应有同一个名称——它的名字叫“分书”,而被讹叫千余年的“隶书”,只是一个传说。汉隶种种,无非是分书的表现形式。

 



(图《青川木牍》)

 

  诚如斯,那么,分书具体起于何处?成于何时?作者何人?让我们一起走向那个尘封的岁月。

  1 重新定位——风景依旧在秦朝

  摆脱了程邈的瓜葛,综合能收集的资料,笔者认为:分书确实形成于秦朝,只不过时间要稍稍退后,不在秦开国初年,而应在始皇帝晚年。理由如下:

  其一,物质基础业已奠定。随着越来越多的先秦文物出土,可窥见到大篆“草化”的脉络已相当清晰,从笔画上说,圆转迭环渐变为方折简省,亦即“删繁就简,化圆为方”;从结构上说,大篆的象形性荡涤殆尽,古意渐褪,新态萌生,分书出现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

  其二,小篆提供了成功经验。小篆面世,无疑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而随着东风西渐,六国文字不断融合,使分书定形过程中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创制成本与时间。

  其三 现实要求的催生。作为官方用字的小篆,历史地位作用毋庸置疑。但也必须看到,无论是笔画还是体势,小篆还未完全脱离大篆的窠臼,其推广实行中,“功多用寡”的缺陷暴露无遗,需要一种更加简便、更易操作的书体,来满足庞杂纷繁的社会生活。“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书”,一种给古老汉字带来脱胎换骨之变化的全新书体破空而来,是现实的需要,更是历史的必然。

  2 深山寻踪——何期盛世遗斯民

  那么,分书作者到底是谁?让我们多角度、全方位进行聚焦。

  其一,作者的造像。他生于战国时期,许是秦国人。终身未仕,有丰富的游历,广泛了接受六国文化。学养深厚,才华横溢,却不同于李斯为稻粮谋,以利损道。对文字有深入研究,又有别于程邈,断无急功近利之目的,创制分书不是取悦朝廷,而是性格才情使然。受老庄学说影响较深,深谙庄子的“材与不材”之论。甘淡泊,善自保,对秦统一后独夫执权,豺狼当辙的现实有清醒认识,为保持安全距离而隐居山林,大概是魏晋时期孙登一类人物——一个实实在在的早期隐士,他便是王次仲。

  其二,史料的佐证。比较完整记录王次仲事迹的文字,是唐朝略带神秘色彩的《仙传拾遗》:“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当周末战国之时,合纵连横之际,居大夏小夏山。以为世之篆文……难以速就,乃变篆籀之体为隶书……始皇帝闻其事,先后三次征召而不至言再到朝廷,可斩其首级,后王次仲化大鸟而飞升……。”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体裁决定,于中行笔有夸张处,譬如其生长年代,苏秦张仪之世与始皇帝之时跨度逾百年;再就是化鸟一说,应属臆想之物。二是因作者吴筠乃唐晚期人,受时代影响,仍沿用“隶书”概念,无伤主旨。

  3 情景重现——黄鹤一去不复返

  始皇帝暮景之时,深山中的王次仲却是神一般的存在。因饱读诗书,气质优雅,加之深通吐纳养生之术,容颜光鲜。创制分书之余,偶一移步出山,飘飘欲举,附近居民睹之,无不惊为天人。名声渐著,传至朝堂,程邈佩服有加:自忖面壁十年,小篆方可面世,而此人云淡风清间,大功即将告成,实在匪夷所思!便极力撺弄始皇帝,力请此人出山。而对于嬴政来说,王次仲的重要性绝非是他创制了新书体,而是他从程邈口中,得知此人有养颜之法,通神仙之术!

  始皇帝三十五年,秦朝发生了一件大事:奉秦始皇之命为其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方士侯生、卢生,自感仙药难求,而皇帝忍杀,相商逃遁而去。嬴政大怒:先有姓徐的拿钱不办事,继有姓韩的不告而匿,今侯、卢二人不但逃亡,还诽谤我,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将未及逃跑的四百六十多方术之士尽皆戮于咸阳,后世谓之“坑儒。”

  不法之徒伏诛,长生之念未泯。经程邈如是我闻一番,秦王大喜,以为天赐奇人,命速速延请。未承想三诏不至,嬴政大怒,便下手谕:再不从命,押解来咸阳!

  前211年深秋一日,程邈率一干公人四登小夏山,王次仲仍不为所动,面沉似水,曰:谢秦王厚爱,感先生至诚,然富贵于我若浮云,吾无意人间之事。今分书方就,尽可持去。程邈出秦王手谕,次仲无奈,称需收拾行装,遂从暗道遁去深山——想次仲何等人物?宁不知嬴政乃难与之辈而预作防范?此一去,杳如黄鹤,正史稗文再不见只鳞片爪。只是行色过于匆忙,惊起一只栖鸦,鸣叫而北。

  程邈无法交差,谎说次仲化乌而去。嬴政虽不相信,但念次仲一无诽谤时政之言,二无耗费公款之举,比起那帮术士,高尚许多,若再追杀,恐失民望。加之程邈一旁美言,便不了了之。而程邈喜获宝典,整理、发布,嗣后便有“程邈作隶”与“次仲化乌”并传于世。

  先是程冠李戴,继之王冠程戴,李斯、程邈、王次仲这张拼图终于完整,而王次仲是最后一张拼板。就程邈而言,不赔不赚,堪堪保本。

  4 拨云见日——一自陶公评章后

  因《仙传拾遗》传奇色彩稍显浓烈,故疑云密布,质疑之声间或有之。然,固执己见者亦不乏人,其中最具分量者莫如陶宗义。

  陶宗义,1329——1412年,松江(今上海)人。元朝大学者、大书法家,桃李满门,著作等身。生性淡泊,不以功名为要,唯以学问为心,知府两次举荐其出仕,均以病辞。更为难得者,持论公允,治学谨严,尝耗时数年,撰写9卷《书史汇要》,汇集秦至宋元名家作品617篇,对中国书法做出了莫大贡献。也正是在此书中,陶公写道:“次仲与程邈同时,增广隶书为八分。”不单肯定王次仲的真实存在,且是分书的不二作者。

  一心向学、与世无争之人,其观点多可采信,因其不需看谁脸色,着意溢美隐恶而向壁虚构。如同治史之人,皆奉《史记》为圭臬,盖因太史公身残处秽,妄念早灭,作书为成一家之言,记叙多近客观。岂但治史者,更有言《史记》还是历代“摸金校尉”们的“寻墓指南”,且屡试不爽!以此推之,陶公之语,应是定评,孰曰不然?!

  诚然,陶公“增广隶书”语,显是笔误:分书或曰“古隶”的基本特点便是“方广少波势”,正不需刻意为之。对此,亦无苛求作者之必要。

  四 迟到的生日——真书面世非汉末

  先要厘清三个概念:正书、楷书、真书。三者内涵有一致性,外延却大小各异。正书外延最大,举凡国家发布使用的文字皆可名之,自然包含真书;楷书次之,和真书基本重叠,但唐前亦称分书为楷书;真书即我们惯常意义上的“楷书”,含义单纯而集中,无任何歧义。故我们祖先以“真草隶篆”称谓诸种书体,实乃不易之论。下文凡涉‘楷’者,皆以‘真’代之(引用除外),犹以‘分’代‘隶’者也。

  1名字的迷惑——次仲知几人

  一般认为,真书奠基人是三国钟繇。但历史与现实都有不同声音:钟繇不过是书法水平高,还不具真书之祖资格,东汉王次仲才是真书作者。可这名字一开始就惹上麻烦——秦汉皆有王次仲,同为书道中人,巧合还是存伪?后人论述,有去秦留汉者,有去汉留秦者,更常见是“合二为一”者:秦汉互见,一人行藏之后附另一人事迹,成了典型的“东北乱炖”。

  其实,平心静气,回顾一下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同名者何其多也!赵国有蔺相如,汉朝便有司马相如;魏国有魏无忌,唐朝便有长孙无忌。梁洛阳有莫愁,唐竟陵有莫愁,今湖北钟祥有莫愁村,据说因楚国歌女得名;而南京之莫愁湖,因何年代的莫愁而起已不可考……国人取名,大都以寓意美好,诵读响亮为上。具体到王次仲,仅从字面很难探究到有何深意,但平实上口,更兼有“次仲化乌”之典,吉祥之意自不待言——《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汤谷之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金乌乃太阳之别称。既然秦国次仲能化乌,汉人以此为名便不足为奇,且沿袭下来,宋朝有词人石次仲,清朝有诗人凌次仲,在中国姓名录里,也是一张稔熟的名片。

  2 时代的错乱——只在章帝时

  确定了王次仲生活的年代即是确定真书成书时间。

  对此,有三种说法,其一为桓帝时,其二为灵帝时,两代递接,同属东汉末年的多事之秋——桓灵乱世。第三种说法出自《宣和书谱》,由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官方编撰,更加完整、明确,也更具可信度。内中记述:“字法之变,至隶极矣,然犹有古焉,至楷则无古矣。东汉章帝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书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日正书是也。”为便于理解及下面的论述,翻译如下:“书体的变化,到隶书(分书)差不多已是极致,然而还存有古书体的意味(应指篆书象形的残留及圆圜的笔法),到楷书(真书)便无古意了。东汉章帝建初年间,有个叫王次仲的,开始在隶书(分书)基础上创立“楷法”,所说的“楷法”,就是今天的正书(真书)。”

  据此可知,真书成于东汉中叶章帝刘炟执政时期(75-88)。这个时期,一者政治比较清明,环境相对宽松。章帝在位13年,独好儒术,尝集诸卿、博士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并命班固将讨论结果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议》,学术气氛相当浓厚。二者因东汉不禁立碑刻石,分书使用量大大增加,演化速度明显加快,已进入成熟期,为真书到来做了充分铺垫。三者王次仲曾为上谷太守,应属人中龙凤,虽墨迹无存,但东汉书家榜赫然有名,书学造诣不可谓不深。加之汉章帝亦为书人,或言“章草”书体为其所创。正是多种有利因素交互为用,而王次仲善于因利乘便,方催生了真书。真该为真书及作者而高兴——相较于各自的前辈,他们是幸福的。

  事情至此,似乎特别简单明了:王次仲为真书主人,而三国时期那个钟繇,只因真书较好,浪得“真书鼻祖”之虚名。把此称号褫夺,归还原主,则万事大吉矣。

  孰不知,更大的争讼还在后边,导火索就是《宣和书谱》里“始以隶书作楷法” 中该死的“楷法。”

  3 “楷法”的正名——从未有“分变”

  为理清“分变”的来龙去脉,先要进入崩溃状态下的论述。

  自秦创分书,史称“隶变”(分变),一路下行,相安无事,至于东汉。此时,有明眼人看到书体形态些许变化,便别树一帜,称东汉前分书为“古隶”,其后为“今隶。”古与今相区别的标志是前者‘方广少波势’,后者相反。波势或曰波挑,说白了就是老百姓口中的“蚕头燕尾。”

  又或许觉“今隶”称谓不够鲜明,更另起炉灶,以“八分”称之。这里的“八分”,已殊不类秦之分书,且更多歧义蜂拥而至:有曰东汉有挑法者为八分,有言秦汉未有挑法者为八分……

  既有八分之变,自应有变法之人。于是,目光不约而同投向了东汉王次仲。除却《宣和书谱》明确认定“楷法”即真书外,多数人意见“楷法”是为“隶书”制定法则(唐以前习惯称“隶书”为楷),蔡琰则认为“分变”是她老爸蔡邕的功劳,而唐蔡希综的叙述最为神奇:“上谷王次仲以隶书改为楷法,又以楷法变八分。”总而言之,好像都在说什么,其实什么也没说。这是一个由各种花拳绣腿组成的无敌迷魂阵,入其内定是魂飞魄散,立其外亦自胆战心惊。

  想是这种争论由来已久,惹毛了张怀瓘先生,偶有不实之言的他,终于发出睿智神明之语:“楷隶初制,大凡几同,后人惑之。学者务益高深,渐若八字分散,是为八分(《书断》)。”真乃一语中的!现用当下语言译出,在对其表示十二分敬意的同时,求得自己的解脱。

  “都听我说!隶书分书开始都差不多,怪只怪后来的人迷眼不睁,自我添乱。那些学书的人故作高深,非要弄些花样,把左撇右捺搞得很开,他们便叫这是八分,其实就那么回事。”

  绕了这么大的圈子,终于可以回到正题,接着论述“楷法”非“分变”,分变只是虚拟概念。

  (1)如何理解“古意”

  东汉中叶以前之分书,总量不及东汉后期,这与西汉禁绝立碑有关;而风格也以平实、自然为主,除却因与源头较近,大篆的特征时有显露外,还有如下因素。

  其一,与文字载体有关。西汉至东汉中早期的碑刻,正如华人德先生所言:“石质粗砺,制作不讲究,石面不平整也不打磨……”(《中国书法史》两汉部分),这种描述十分客观。康有为先生曾感叹:石上书丹最为不易(《广艺舟双楫》)。而在凹凸不平的石面上书写的难度可想而知,其基本要求是粗略成形,满足记事之用。至于波势明显,细节讲究,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其二,与生存状态有关。分书是一伟大而“悲催”的书体,伟大自不必说,所谓悲催者:纵然仪态万方,终难母仪天下,长期在朝廷与江湖间踯蹰徘徊。有小篆载道以行,独享尊崇,分书基本处于“散养”状态,各自为政,各行其道。少了统一规范性,便多了丰富多样性,今人侯镜昶先生甚至划分汉碑风格达十四类之多(《中国书法史》两汉部分)!其中,就前期碑文言,古意盎然者有之,新态峥嵘者有之,岂一句“方广少波势”能够了得。

  其三,与主创意识有关。普遍认为,书人自主创作意识的觉醒在汉末,之前文字以实用为要,讲求明了,兼顾时效,有无蚕之头,燕之尾都无关宏旨。秦至东汉三百余年(不算战国时期的萌芽期),分书完全成熟,这如同浑金璞玉之冠冕,东汉中期前,少有在其上平添两根雉羽者——纵有,也属无心之举;而汉末,文艺之心渐起,讲究美观,喜好装饰之风日见昌炽,故“遍插茱萸”,多刻意为之。

  其四,与书写工具有关。“蔡侯纸”传为蔡伦于汉和帝时(88—105)制造,到桓灵之世已历六、七十年,随工艺流程改进,规模与质量当有长足提高,尽管寻常百姓还难得一用,但如立碑刻石此等大事,寻几方适宜作书之上乘纸张,应非难事。即以孔庙三碑论,在后人惊诧于“毫芒毕现,如睹墨迹(华人德语)”时,是否想到,这里除书人、刻匠之劳,尚有纸张之功呢?纸张的出现,免除了石上书丹之不便,可从容创制,精雕细刻,“蚕头燕尾”更易表现,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2)“分变”原是三无产品

  其一,无必要性。坚持“分变”说者爱拿“波势”说事儿,才不管这“波势”有多少技术含量,也不管东西汉的具体情况,反正你不同意,他就发难,如同手中握着无形的蛇矛,一步步向你逼近,确乎难以抵挡。好在随着出土文物的增多,终可免除“无图无真相”之尴尬——新出土王莽时期(8—23)陶片,有“左作”二字,其波势相当明显,风格处《礼器》、《乙瑛》之间。有意思的是,文字载体为陶片,完全可在烧制前刻写——即便烧制之后,也与粗砺的石材不可同日而语。这更证实了“波势”有无与载体及书写工具的密切关系。

 
左作陶片

(图左作陶片)
 
  这等看来,从古意到新态,实在是分书发展的自然流程,正不需来个“二次革命”,否则,难免蛇足之诟。

  其二,无合理性。章帝之时,以正宗地位出现的小篆已然式微,分书正摩拳擦掌,准备取而代之。岂不知它注定命途多舛,一个比其更加伟大、完美无缺的文字正在她几百年风雨砥砺的母体上发育成熟,即将破茧成蝶,这便是真书。较之分书,真书笔画上已全无古意,字形由宽扁变为方形,且有向长方形发展之趋势,因削去波挑,体量缩小,显得精致而简洁,更能满足国人的实用要求与审美观念。无怪乎于钟华教授这样定义真书:这是中华民族探索追求几千年才找到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字;这是真正可以载道的文字(《百家讲坛》)!余心有戚戚焉。

 
钟繇书 欧阳询书

(图钟繇《还示表》)

  处在新旧交接的门槛上,那个在文字中浸润多年的王太守,岂能不得风气之先?岂不知“精华已尽多堪弃”之理,反而为“退居二线”者“作嫁衣裳”?想来断无此种可能。

  其三,无实证性。大凡称得上革故鼎新之举,变化也显,效果也著。然东汉后期之碑,固然有《礼器》、《曹全》等,新风扑面;亦有《衡方》、《张迁》等,古意盎然。设若“楷法”为“分变”,那么,这之前“古隶”与八分齐飞;这之后方广与波势一色,该当如何解释?看来,“分变”者,子虚乌有之谓也,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曹全碑、衡方碑

(图片《曹全碑》、《衡方碑》)

 

  基于此,可以断定:真书成于章帝时,作者上谷太守王次仲。所遗憾者,他没有留下墨迹来宣示主权。

  五 颠倒的顺序——真、草孰在先

  这是一个十分敏感、极易招骂的论点。

  各类书史,高等学府教材,书法研习班讲义,乃至书法考级标准答案,都自信而明确地写道:“汉字出现的顺序依次是:大篆、小篆、隶(分)书、草书、楷(真)书、行书。”就书人而言,此观念已根深蒂固,非但不可挑战,且稍有质疑也是罪过。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因概念混淆引发书体划分的失当,而这种失当直接导致了内在关系的混乱。

  1 概念混淆——草写并非草书(体)

  先说流行的看法:草书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草书、初期草书和今草。早期草书起于西汉,《说文》言“汉兴有草书”,它和隶(分)书相将而来,一般称为“隶草。”初期草书打破隶(分)书方整严谨,是隶(分)书的草率写法,称为“章草。”代表人物有西汉元帝时史游与汉末三国时皇象。今草是去尽章草的波挑之后形成的,笔势连绵不断,代表人物首推东汉末张芝。

  撇开今草不谈,单就古草与章草就已扯拉不清:古草是隶之草,岂不是要去其方整严谨?换言之,章草去隶之方整严谨,还不是“隶草”?再者,西汉东汉皆有章草,那西汉之章草与西汉之“隶草”又是何种关系?

  实际上,自从“国家”出现,汉字使用一直有两条道路并行不悖:国家行政御民之“正书”与百姓日常应用之“草写”——西家婚庆,书字以贺;东邻构屋,勒石以誌,皆此类也。更多是书信往来,或李陵答苏武,或司马报任安;或边情紧急,则“校尉羽书飞瀚海”,或家思绵长,则“行人临发又开封”。境遇不同,心绪万殊,大都不会在意文字形体,故有“草于灯下”、“草于斋中”之谓。此乃书写的方法——草写,而非使用的书体——草体。

  这种书写方法,凡能识文断字者皆可为之,正不用谁来创造——本质就不是创造。如果非要说有“古草”存在,非要找出其代表人物,搞硬性的“拉郎配”,就会出现上述史游、皇象、古草、隶草种种混乱,妄意猜度的痛快终将让位于难圆其说的难堪。

  2 章草非草——书苑的麋鹿

  史游章草真迹很难寻见,一般论书者皆依三国时东吴皇象的《急就章》为范本。先看看这“惊艳”的书体吧:字字独立,没丝毫牵连;纯正的真书构件,几接近唐楷(真);纯熟的分书笔法,波势明显;随见的草书符号,显简化之趋势;方形的单字结体,有变长之倾向。此情此景,不由你想到自然界的麋鹿:马脸、鹿角、牛蹄、驴尾,活脱脱书苑一“四不象”。单看形貌,实在无法将其和“草书”联系起来,如果真要为其命名,倒不如称之为“二分半”——真、分、草、行各占四分之一。
 

 



(图片皇象《急就章》)

 

  言章草非草,因从诸多方面讲,它都不具备构成草书的要件。

  其一,未离实用范畴。草书是中国文字告别实用领域,进入艺术空间的产物,实用为主还是艺术为先,是衡量草与非草的一个重要指标。

  汉末赵壹的《非草书》是一篇非常著名的书法论文,其中言道:“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后世视之,惟见其指责一义,而不知反向思维:这正是草书的重要属性之一,即:与实用无关!

  或曰,赵壹所非是张芝今草,诚哉斯言——他不认为有什么古草,更不会把章草当草书对待,因章草有很强的实用性。关于章草所以得名,有一比较权威解释:来自“章程书”,是章程书的草写。而“章程书”则是楷(真)书的别称,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汉末庠序童蒙“识字课本”。写到此,已难以为继,因为实在无法面对汉朝人用“草书”教授孩子识字这一事实。

  其二,不可快速书写。草书之旨,“贵删难省繁,损复为单,本易而速(赵壹《非草书》)。章草非但字字独立,且波挑历然,收束之笔凡在右侧者,无论点、捺、走之,皆毫无例外向右上飞挑而出,大抵若三味书屋的教书先生,将头扬起,摇着,向后拗过去,拗过去……殊不知,这不符合汉字书写自上而下的规律,使速写连写成为不可能,徒然拉长了书写时间,违背了草书初创之旨。

  其三,缺乏审美愉悦。创造美是一切艺术的核心,草书艺术自不能外。如果说美有多种表现形式,审美效果因人而异,很难形成共识,那么,我们从书法是“线条的艺术”这一基本点出发,将章草单字纳入整幅作品中进行观照,可能更清楚:过多营养而不及消化的硬性堆积,使线条呆而板,行笔迟而涩,行气散而乱,构件硬而笨,书壮诗难表激昂慷慨之意,写美文不见风流蕴藉之态;作慢词不现曲折缠绵之情,为短歌未感骏马秋风之快。

  故知古来大家,以此为能事者鲜矣,大都用来拾遗补阙:或笔会展览,别裁一体;或出书结集,聊备一格。至于颇受人称道的明宋克,今陈巨锁公,其作品置于眼前,不睹珠圆玉润之形,但见败鳞残甲之状,视觉冲击或有,审美价值盖寡。

  其四,无需主客互洽。中国书人历来重视书写本体与书写对象的辩证关系,认为二者应高度契合,良性互动。具体说来有两种情形:一是何种心情、何种书写工具、何种书写环境适宜作书;二是特定的书写对象要求有相匹配的心情。前者以唐人孙过庭《书谱》中“五乖五合”之说为精彩,后者则以明清书法大师王铎‘草书与心情’之论最为深刻:“草书须意兴爽然,形体和畅,如登吾嵩顶长啸时光景,然后落笔。不然,机滞神不飞动,止可写行书,有意无意不可书草也。”此当是其数十载草书创作经验之谈。

 
王铎草书

(图片王铎草书)

 

  然而,当我们着手章草创作时,情景却如此诡异:当快时忽慢,欲连处又断;应下处反上,宜圆时却方……当此时也,任你“元精耿耿贯当中”,瞬间也会神疲思危,计不复生矣。

  简言之,章草是书法转型期一特殊书体,因作者取舍失当,使书体不具备明确归属感。原有实用价值消失殆尽,而艺术取法价值一息尚存,称其为草书实在勉为其难。由于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性,注定发展道路举步维艰。在中国的书法长河中,是一条支流,无论如何挖掘,因方向有失,也不会“终归大海作波涛”的。

  3 草书探源——断掉的环节

  草书的鼻祖是汉末张芝,这应该是普遍接受的看法;而其仅存的《八月帖》、《冠军帖》,前者是章草作品,后者为“今草”代表作,因系后人仿作,偶有质疑之声。

  立论的前提:仿作者基本再现了原作的风貌。

  将《冠军帖》与典型章草并列比对,如果不是高度近视外加言不由衷,无论如何得不出“今草”从章草直接变化而来的结论:这是完全不同的文字体系,相似度完全可忽略不计,问题的症结有三处:章草这个“四不象”波挑明显而顽强,直接后果便是字字独立。其二,分书的方笔的广泛应用,使线条呆滞,使转不便。其三,过分强调以符号代点划,造成“一字万同。”晚年的于佑任偏爱章草,并认为它有利用符号、字字独立、一字万同的三个长处,殊不知这恰恰成了草书发展的桎梏,今人沃兴华先生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三长”恰恰都是违背书法艺术精神的(《论于佑任书法》)。

  既然章草无法解决自身矛盾,不可能成为草书源头,而张芝的草书又是真实存在,那就一定有“另一种力量”——它不是上帝之手,而是王次仲的真书及继之而起的行书。
 
张芝《冠军帖》
 

(图片张芝《冠军帖》)

 
  正如前述,真书区别于分书的最根本之处就是将其波势全部扫荡一空,而增加左构右挑(此挑与分书之波挑或曰波势全然不同,分书之挑蓬松,有隼尾别称;真书钩挑锐利,有金钩之谓。分书挑向外翻,真书钩挑皆向内环抱),结构合理,形体秀美,行笔多从中锋出,线条圆润饱满。问世百余年,其快写形式演变成新的书体——“行书”,其代表人物便是刘德升。

  刘德升,东汉桓、灵间人。明陆深《书辑》云,“刘德升小变楷法,谓之行草。兼真谓之真行;带草谓之草行(刘德升还是钟繇老师,即此一端,便知真书出现要比钟繇生涯早许多)。”至此,草书发展的脉络已完全明晰:真书携手行书,成为草书的共同源头,而章草也非全无用处,它为草书提供了一定数量的“规范符号”,使其不至于走火入魔。如果划一条草书发展线路图,一定是这样:真书——行书、章草——草书,作者就是略晚于刘德升的张芝。

  之所以把行书与章草并列,是因为章草原本就有章程书(真书)快写之定义,只不过它一意孤行,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反倒为书苑增加了一道风景。

  其实,与业内人士书体产生时间表恰恰相反,老祖宗口口相传的理念是:站不稳就想跑,没有这道理!请不要嗤之以鼻,他们是站在更高处,以宇宙人生为观照物,说出了颠扑不破的真理:真书出现之前,汉字还是婴幼期,时而天真烂漫,时而憨态可掬,四处爬行,却始终无法站立,更不用谈行走奔跑。直到东汉,真书出现,它终于长大成人,先民们也不用为载道之字而苦苦追寻。请看一个简单的事实:真书之前,载道之汉字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中,而真书一出,余书皆废,近两千年再无变易!它上可行政牧民,中可开科取士,下可教授童蒙,正是有了真书的一柱独擎,诸多书体方可逃出生天,“从此再不受奴役的苦”,在各自的艺术领域大展拳脚。书人们艺术意识的觉醒在东汉,这没错。但如果将其定位在诸多书体诞生或书法专著出现,则是误将现象当本质——没有真书的问世,人们还在历史的隧道中蜗行摸索,谈何觉醒的艺术之心?有何为艺术而艺术之字?!

  具体到草写、草书与真书的关系,借用老祖宗形象的比喻:孩童离成人的距离有多远,爬行的痕迹与奔跑的姿态的距离就有多远,草写与真正意义上的草书的距离便有多远。

  4暗流涌动——真书的命运

  真书满足了一个民族数千年筚路蓝缕的终极追求,是与世界交流之桥的最坚实的基石,是实用性与艺术欣赏性高度统一体。闻一多先生推崇《春江花月夜》曰: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以此比况真书,实至名归。也许正应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之铁律,非真书者,代不乏人,于今为烈。表现种种,不一而足;危害之大,触目惊心。

  凡事先造舆论。他们的旗号:紧跟时风,开拓创新;他们的理论根据:书法已进入纯艺术时代,而真书少有艺术取法性;他们的作法:重新解构汉字;他们的自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

  如果只将其看作识见卑陋、功力浅薄者的饰语,当成“乐邪径以疾驱,耻康庄而徐行”者的托词,一笑置之,则大错特错矣。君不见,学府少见真书教材,展厅鲜见真书踪影,评奖不以真书为对象,而主流媒体,更是发出“学书莫从唐楷起”蛊惑之声……

  赵壹非草书,动机单纯;而此辈非真书,居心叵测。他们不承认真书上承篆分之清流,下开行草之绿荫,更罔顾汉末以降,历代书法大家几无例外,全是真书达人之事实,宁愿在几片残砖碎瓦里讨生活——哪怕上面字迹是隔壁王二顺手一挥也罢。

  所谓不习真书,多近伪体;大雅不作,淫声四起。满眼东倒西歪字,几个南腔北调人,岂非今日书坛之谓乎?有幸与一书界名宿,学问大家交谈,询其对近几届国展之看法,先生师心撰联,使气命笔,曰:入围获奖,难辨真草隶篆;讲习教授,多为牛鬼蛇神。非真书的直接后果便是丑怪之字纷纷出笼,劣币驱逐良币已成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给非真书者颁发一枚一顿重的超级勋章,亦应当之无愧矣!

  如上数言,与文章本旨已见游离,实属为真书现状愁虑,但愿是杞人之忧。

  结论:李斯没有创制小篆,小篆的主人是程邈;程邈不是“隶书”作者,“隶书”的真名叫分书,秦王次仲所制;“楷书”应以“真书”名之为宜,鼻祖乃章帝时王次仲;东汉未曾有“分变”,“楷法”即真书之谓;古草是草写,非草体;章草以草书冠之殊为不妥,视其为草书直接源头更见乖谬;真书之前无草书,草书乃张芝在真书、行书基础上,借鉴吸收章草的合理成分熔锻而成。

  胡适先生言:“历史是由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如果这是不乏真知灼见的戏谑之语,那么,鲁迅先生“从来如此,便对么?”分明是充满哲理思辨的浩然“天问”。因千载遥遥,史料散漫,更因先入为主,人云亦云的思维惯性,一部书史中,鲁鱼亥豕之误当不再少。顺举一例:三国书家钟繇之繇,与‘遥’同音(《世说新语》),而书人几乎众口一词,皆发(you)音,何其谬哉!以小见大,可想而知。

  今者不揣鄙陋,强自为文,非欲颠覆历史,唯图補益当今。倘达目的之万一,则幸甚至哉。
 
尹献社 丙申深秋雨中于悬斋    
责任编辑:一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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